【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2020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围绕疫情扩展中各国政府的制度应对与政治责任，在国内舆论和全球范围内已产生持续性的论辩。

较为常见的一种声音是对“中国责任”的检讨与追究，但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出理性与法治的范畴，而呈现出种族主义甚至国家体制间敌意的倾向。

更有甚者，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提出一项跨党派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对早期“不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错误行为”负责。与此同时，另一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什·霍利在参议院提出议案，要求对中国“早期掩盖疫情传播情况对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进行量化，为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索赔。

特朗普对“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的推特使用使这一种族主义的责任论辩达到高潮。尽管中美两国最高元首的直接互动，抑制了该命名在国际高层政治中的扩散，但一些高级官员、媒体记者与普通民众仍在使用。

联系欧美出现的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言行与暴力事件，“中国责任”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场中很难完全消解。甚至还有政客扬言对中国进行“秋后清算”。而中国积极的对外抗疫援助，也未必能够完全弥补这一裂隙。

客观看待此次疫情的中国责任，不仅仅是种族责任，还触及政府与体制责任。事实上种族责任是容易驳斥的：

其一，频繁使用“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名称的政客、记者或知识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华投机背景或意识形态偏见，此次疫情不过提供了一种新的标靶而已；

其二，种族歧视性的归责言论在西方自身的主流舆论和知识氛围中，也会受到持续性的质疑和批判，因为西方历史上的种族歧视阵痛犹在，煽动种族暴力会伤害西方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安全；

其三，从历史比较而言，人类遭遇过多次重大的瘟疫，前所未有的病毒超出了人类通常的知识与制度预防的范畴，不可能简单归责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

其四，疫情损害不仅针对人类的共同健康与安全，也针对全球化经济活力与人类发展前景，种族论调既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也不利于全球经济恢复。

当然，不同意“种族责任”的西方人也可能进一步追问中国的“政府责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西方政治家有一种言论倾向，认为中国政府在武汉爆发疫情的初期有隐瞒信息、打击李文亮式吹哨人，以及迟延推动全国抗疫管制与对外疫情信息分享的治理责任，因而是需要问责的，甚至美国已有涉及此类追责的法律诉讼。

如果说这样的“政府责任论”尚在各国之间推卸抗疫责任的策略范畴的话，有些西方政客与媒体的操作则具有显著的“冷战主义”意蕴，他们将责任进一步归向中国的集权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有人希望中国的疫情演变为一场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期望一种“历史终结”的中国故事尽快上演。

触及深层意识形态与体制之争的归责论辩，是穿越种族责任表面迷雾之后更尖锐的国际政治对立和冲突。事实上，在中国国内亦存在一定的势力和言论将疫情责任指向根本体制，企图推动发生一种对“新时代”体制的政治逆转。这些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责任层面的政治论辩与斗争，触及到中国的政治安全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前景，必须进行正当合理的澄清与反击。

讨论疫情防控的政府责任或体制责任，必须具有动态、比较与全球竞争的视野：

其一，中国国家治理整体上处于从维稳控制型体系向精细法治型体系转变之中，在维持基本政治安全与权力集中的条件下，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问责制等规范要素在内的新治理实验，但其转型难度不小，新旧制度的协调与整合还在调适演变之中；

其二，中国在疫情早期客观上对新病毒性质、传播规律与传染危害性认知不足，科学判断与政治决策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且封城管控对经济社会损害极大，这对每一个政府包括西方民主政府都是严峻挑战，责任论辩必须将客观决策难度纳入其中，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其三，内部治理层面，对“李文亮吹哨事件”、“方方日记”等，社会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激烈争论，政府应对上逐步回到了监察问责、包容讨论与及时回应的理性轨道，追授李文亮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并撤销训诫令，追究相关公安人员的责任，对方方日记则采取视其为民间一种正常声音的立场；

其四，疫情治理上，中央数次派出专家组、监察指导组进驻一线并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武汉，控制疫情，为全球防疫赢得宝贵时间，甚至早于1月3日已向美国通报有关疫情信息；

其五，中国在疫情发生的始终都与WHO保持充分的信息沟通与制度性合作，第一时间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公开分享及保持与全球各国尤其是医学同行的研究性合作，在疫情全球扩展中更是克服国内重重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

其六，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应对首发之大规模疫情的总体制度反应能力与协调力是值得肯定的，相对超过西方许多民主政府的应对能力，甚至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关于抗疫“中国模式”及其制度优势的讨论，简单的“民主/专制”二分法标签已然不适用于评价中国抗疫表现，也无法阻挡中国抗疫成功、对外援助及国际社会对中国体制的更高认同。

3月30日，曾以“历史终结论”成名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文，反对以“政体二分法”评价抗疫体制与责任，而应以“国家能力”为新范式，从而回避在全球抗疫竞争中的“体制优劣性”论辩，对容易踩雷的“中国责任”问题则以治理能力尺度绕着走开。即便美国抗疫失败，福山的聪明决定了他也不可能从此完全怀疑人生，怀疑自由民主，而是会顺理成章地将责任归于特朗普本人，或其核心同僚的政治私德或政治低能。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文

福山对西方抗疫的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效能焦虑”，而不是“价值焦虑”。如果特朗普领导抗疫失败，那么通过民主选举换人就可以问责了，下一任领导不行就再换，反正自由民主制是一个通用型的“授权—问责”程序，绝对豁免正当性质疑。

福山作为“见多识广”的全球流动型学者，自然不满于那些以“民主/专制”二分法进行的“天灵灵地灵灵”式有色观察、低智判断与简单臧否，但又不能不顾忌西方“新冷战”重临条件下的政治正确性与敏感性，因而其理论话语充满策略性及小心拿捏的机巧痕迹。

福山是在西方政治与理论语境中进行的反思性写作，巧妙地将流俗化但又政治正确性的自由民主体制问题加以回避，而对抗疫模式的具体治理能力加以比较，并在此“行政性承认”的、偏于中性化的意义上对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予以肯定。

福山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徒，且他的后续反思也从未直接否定曾经的“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体制的唯一正当性。在顶层的宪制规范性层面，福山仍然是西方知识分子阵营的一员，并未显示出过分的思想与政治反叛特征。

只是他非常善于从经验比较的层面，提出一些针对西方体制的技术性辩题，并引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治理素材加以佐证，以引起西方学界与政策部门的关注。其所思所虑基本仍然是自由民主制的技术性修正问题，而不是根本价值与结构的反思。

福山的思想叛逆性甚至无法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相比，后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与表达已逐步达到了一种“内在理解”，而且至少从理论范式意义上，提供了可与“民主政治”相对话的中国体制的范式性概念。

与其同行相比，福山善于将“宪制”问题下沉转化为“治理”问题，将“价值”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以一种政治科学与未来学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探讨，从而在全世界赢得读者和影响力。他的师承与写作方式决定了他是西方较为高级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反思性和诚实对话意愿的学者，但绝没有达到真正的思想颠覆性创新的哲学高度。他就像东西方思想与政治交锋场域中的信使一样，至少起到了一种节制意识形态对立、引入技术理性对话及尝试有限层次合作的作用，因而在理论和话语策略上值得加以合理的关注、尊重与接引。

福山的自我反思代表了一种西方学者理论转型的新方向，即跳脱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窠臼，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体制合理性与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清新气息。但福山独特的理论表达方式以及在西方语境中“乖巧”地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他对中国政治模式内在理解的深刻程度及其比较政治研究的思想创见。福山大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译本曾在武汉方舱医院被一名年轻的中国博士阅读，福山亦在社交媒体转发了方舱读书照，传为佳话。这或许是疫情中东西方心灵间的一种独特对话。

武汉方舱医院内，一位年轻人在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总之，G20尤其是中美最高元首3月27日通话之后，全球抗疫秩序进入“团结抗疫”新阶段。至于扰动全球抗疫合作及以种族责任、政府责任甚至体制责任攻击中国的种种政客与反华势力的言行，在中国抗疫赢得人民与国际信任甚至参与领导全球抗疫的条件下，日益显得无知与落后。

至于中国内部的官员问责、治理制度改进甚至体制性的自我改良，实际上已正式纳入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议程之中。中国之制度进步，主要不是因外部扭曲批评而成，而是因执政党政治伦理与人民治理智慧而定，疫情危机正好提供了中国改进自身国家治理并更深层次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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