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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趋势

更新时间:01-14信息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去年12月中旬,“韧性成长:跨国公司数字化转型峰会”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办。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展望了“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数字化机遇。观察者网已获授权整理、发布演讲全文。

【文/刘俏】

今天这个会议本身是关于韧性成长的(注:“韧性成长”指企业不应再简单追求速度快,而是更多注重发展质量,着眼于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更加灵活的发展模式),而韧性成长最重要的前提在于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怎么穿越未来这些趋势。

因为我自己在前期做了一些“十四五”规划的底层研究,所以我会从“十四五”规划的角度预测一下大概5~15年时间内中国将会出现的五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增速发展。

谈到中国未来5~15年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汇,那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背后的原因,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我们在政府跟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均衡,叫做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政府。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可以用索洛模型解释。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在这三个因素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解释了中国的成长。

演讲现场(中信出版集团供图,下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4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基本维持在4%以上,它直接导致经济增长达到9%,甚至是双位数的增长。进入201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降至2.1%,甚至最近一两年有学者估测已经降到2%以内了。如今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54%,工业降到40%以内,制造业占GDP的27~28%,未来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困难一些。

怎么解决?现在政策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讲,中国要保持可持续、高质量、健康的发展。来源是什么地方?全要素生产率是很重要的来源。

总书记提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远景目标倒推现在的任务,现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3%,这是2014年的数字,2019年的数字更低一些,而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至少要达到美国的80%左右,甚至要高一些。

这提出一个很尖锐的挑战。我大概测算了一下,2035年如果要接近美国65%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意味着未来15年时间里,每一年的增速需要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的增速大概是0.7~1个百分点,它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时间较早,服务业占了美国GDP的8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未来15年需要达到2.5~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我们理解未来5~15年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增长时需要关注的一点。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人类社会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还能保持2.5%~3%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种先例还没有过。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第二次经济奇迹?过去40年可能是一个经济奇迹,第二个经济奇迹取决于未来5~15年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是否仍能保持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在我看来,如果未来能够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本上中国经济未来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是反过来的,那基本上得用悲观的角度看中国经济。

个人的判断是,要想完成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需要保持很高的增速。中国有4个相对而言可能是有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第一个是工业化。

自1872年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尝试着完成工业化进程,屡败屡战,最后基本上在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因为中国经济产业的变迁,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的下半场,面临着非常大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独特机会。这背后本身有可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个机会、场景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第二个是新基建。

最近新基建讲得比较多,个人理解新基建是为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块未来能带来非常强劲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空间。

第三个是大国工业。

现在我国工业GDP的占比已经降到40%以内,制造业已经降到28%左右,但是在未来可以想象,因为全球化的逆转、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可能有必要也有内生动力,去保持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工业链。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或工业GDP占比在未来会保持较高的比例。

现在在中国,制造业占了GDP的28%,而美国这一数字早已降到11%——特朗普做总统做了四年,一直讲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第三季度创了历史新低,下滑到11%。中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美国为前车之鉴,制造业比例应该会保持比较高的比值,基本可能在20%以上,这样一来它能为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带来很大的空间。这是中国特有的优势,也是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用很多篇幅反复提到的一点。

最后一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两个来源,一个是技术本身,第二是生产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建设。中国在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开阔。现在中国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把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一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带来极大的改善。

第二个趋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提到三个“新”,即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其实是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现在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内外部深刻复杂环境的一种回应。在价值链上我们应该往上游走,这就是为什么强调高水平开放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再加上加入WTO,如今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基本上中国中间产品占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一方面全世界需要我们,我们提供一些中间品,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全球市场,这可能是我们在过去40年,特别最近20多年时间里看到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位置比较偏中下游,现在基本上大量的关键领域、高科技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还需要进口。

这是我从麦肯锡研究中截下的图。在主要领域里,大量的中间零部件需要靠进口。换句话说,中国供应链对外依赖度特别高。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指标,净知识产权,数字是负的,表明这方面对外依赖度较高。经济学还有一个指标“价值链上游程度”,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上游的话基本上意味着在价值链属于战略优势地位,可以降维打击。

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生产的中间品减掉需要进口的中间品,这个净差占出口的比值,中国2018年的数字大概是1%。这个数字单独看很难理解,但是做一个比较,美国是29%,开放经济体平均是4%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基本上处于中下游。

未来要形成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闭环或者摆脱对外的高依赖度,需要朝上游迈进,这是未来必须发生的事情,也是中国政府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想看到的事情。

关键产品和零部件必须有替代性的来源,要么自主创新,要么有更安全的替代性来源,这个对跨国企业在中国思考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带来一些启发。帮助中国完成价值链向上游迈进,我想你们应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对你们的支持。

第三个趋势,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特别提到消费者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做样本分析,我们发现人均GDP跟外贸的依赖度呈反比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应该是逐渐下降的。

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2006年中国的GDP里36%是依赖出口的,也就是国民产出36%让外国人消费。这个比值到2019年已经降到18%了,加上17%的进口,合在一起外贸依赖度为35%。

以大国经济演进的规律来看,人均GDP越高,国内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下出口占GDP比重肯定会继续下滑,这本身也是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非常结构性的大背景。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同时提到一个新的表述方式,叫需求侧改革,就是让消费、新的需求崛起,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动能。

当下居民消费率大概是GDP的39%,至2035年基本达到60%,这意味着未来15年时间里消费占GDP的比例至少要大幅提升20个百分点。谁来消费?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消费?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我对于消费也有一个判断:其中有60%以上的消费将会变成服务消费。这个比例在2018年是44.2%。服务消费占到60%,也就是指未来100块钱的消费里有60元不是买具体的手机、电脑,而是购买服务,比如养老服务、理财服务、文化娱乐等等。

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需要完成消费结构的变迁,这对未来理解中国消费主要依赖什么市场、什么行业,会提供一些启发。

第四个趋势,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经常讲人均资本存量。其实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40%左右,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增长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空间修更多的楼房和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

城镇化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发动机。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0.6%,到2035年可能到75%,未来还有将近15%的人口会到城市,他们会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他们要有地方住,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来解决。

为什么说关注投资的去向或投资效率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结束了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现在讲新的发展阶段,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强调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阶段。

哈佛大学有项研究,在中国,大量的不动产投资集中在人均GDP较低的城市。换句话说,无效投资是比较多的。因为人均GDP比较低的地方往往没有消费能力,新的产业往往很难崛起,产业很难形成规模,很难吸纳就业,而很难引进人口的地方,里面的物业等没有升值的潜力。往往是人均GDP较高的一线城市,或者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投资反而显得不足。

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继续坚持一刀切的投资方式,很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浪费,带来大量无效投资。在“十四五”以及未来15年时间里,政府会反复强调提高投资效率,关注投资去向。最好的手段其实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需要一个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以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是有效市场的一部分,可能能引导资源更好地配置。这一点在未来5~15年时间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变化,它对于我们的创新会形成新的冲击、新的动能。

特别强调一个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基于2010年人口数据的分析,今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趋势有没有变化。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有一个结论,中国的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是极其不合理的,大量城市的实际人口是偏低的,人口不足,少于经济意义上的优化的理想的人口总数。88%的中国地级市人口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投资如果去向不明或集中在这些人口不足的地方,很容易变成无效投资。

新的发展阶段,除了有为政府之外,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市场,未来5~15年实现双循环的新格局,像金融、资金等要素要先循环起来,提供一个充满信息含量的价格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未来可以关注的事情。

第五个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重要的趋势放到最后,这也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点。

现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整个GDP分配里,居民个人的大概占43%,个人可支配的大概是3万元人民币,其他都被国家、企业等分走了。43%这一比例在全世界来看属于偏低,美国是63%,我们比它低了20个百分点。

未来若让消费发挥基础作用,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从43%提高到50%或60%。金融市场财产性收入或养老这块,怎么形成财产性的收入,或者能对劳动力有一些倾斜,这些都是在未来5~15年内政府政策话语体系里会经常关注的重点。

其次,我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形成社会对立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化之后,突然间社会充满着这么多对立的元素?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基础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里,美国中间40%的人的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仅为0.9%,他们并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从欧盟的形成、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在扣除掉物价上升之后,没有任何上升,这个群体变成对全球化充满质疑的群体。

当下中国城乡差距颇大,现在有2.8亿农民工,未来还将有15%的人会随着城镇化进程来到城市;农业贡献了7.1%的GDP,但用了27%的就业人口。这意味着到2035年会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重新配置。我们怎么完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创新配置?这里面涉及数字化战略或教育职业培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提供非常庞大的商业可能性。

个人感觉,“十四五”规划里特别提到几个表述,比如讲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换句话说希望几亿人住下来,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农村。怎么让他们住下来,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设,也就是房地产第二轮发展。以让人住下来为主体,同时围绕他们的消费所产生的新行业将会在未来发展起来,这一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趋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是必须走的一步,这也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未来这些趋势帮助我们去思考需求来自什么地方,而需求最终决定产业的格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