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03-11信息来源：壹观察
谷歌已不是那个“Don't be evil”（不作恶）的企业。
猎豹移动在Google Play商店包括45款应用软件的整个产品线被移除，以及华为HMS宣布正式出海，让谷歌的安卓生态再次走到前台，成为今年新型冠状肺炎期间备受业界、媒体与大众用户关注的热点科技事件。
实际上，广大开发者，尤其是中国开发者“苦安卓生态久矣”。而谷歌也早已不是那个“Don't be evil”（不作恶）的企业，其公司理念2015年就修改为“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确的事）”。
从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中谷歌私下向美国政府提供大量用户数据，操纵媒体舆论影响美国大选，以及近年来主动与美国政府合作，比如参与军方“Maven项目”、竞标美国防部“JEDI项目（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来看，当年其主动退出中国市场的借口并不存在，“Do the right thing”实际上更多基于谷歌的“商业正确”。
可以预计，作为全球数量最大的中国开发者群体，被谷歌“敲骨吸髓”的频率会更加频繁。
刀握在谷歌手中，架在中国出海企业的脖子上，猎豹移动绝非个例。事实上，早在2018年9月，中国出海应用开发商APUS的广告账户就遭到了Google的无端封禁。此后，谷歌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出海应用开发商的打击力度，包括Kika、小熊博望、触宝、狮之吼、iHandy等在内的诸多中国开发者和移动互联网企业不仅账户被封禁，应用也被无预警下架，业界预计整体损失多达数十亿元。
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创新作为全球重要的两极之一，在中国主要智能手机品牌加速出海、以及华为HMS与GDSA（OPPO、vivo与小米组成的“环球开发者服务联盟”）的大趋势下，谷歌“坑爹”的安卓生态与商业策略已成为众矢之的。
路透社近期的报道中认为：谷歌应用生态的行业地位正在被挑战，“安卓的后院起火了”。
PC互联网时代，浏览器和搜索入口是互联网生态的核心，主打搜索业务的谷歌迅速成为全球互联网巨头。2008年Google收入达240亿美元，其中广告收入占比超过90%。
2008年苹果发布的iPhone 3GS首次集成了Apple Store，用户开始以各种独立的APP应用来获得基于场景的服务与内容信息，意味着通用搜索引擎作为用户入口与生态核心的作用会被边缘化，谷歌的核心商业模式将迅速走衰。好在谷歌2015年就收购了安迪·鲁宾和他的安卓开发团队，并迅速紧跟iOS在2008年推出了Android1.0。
不过相对苹果的软硬一体化策略，缺乏硬件能力的谷歌，目标在于将自己的移动服务（包括广告系统）装入安卓系统中，并通过开源的方式提供给众多手机厂商的预装，重新占领用户入口。实际上，安卓系统本身就是由免费的AOSP项目和商业化的GMS服务两部分组成。AOSP就是Android开源的实体软件部分，但谷歌的重心显然是在GMS，包括Google Search、Gmail、Maps、YouTube、Google Play等一系列谷歌“全家桶”服务。
也就是说，只有安装了GMS才能调用谷歌的服务。通过GMS商业服务，谷歌加强了对厂商的影响力（比如这次取消对华为的授权），大大加强了对开发者的商业控制力（比如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处罚），同时谷歌“全家桶”服务也深入到用户生活中，实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其中移动广告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2018年为例，Google财报中IOT和手机贡献了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
不过谷歌在安卓初期显然没有对“开源”真正做好规划，任何应用都可以调取用户的所有联系人、通话记录、短信权限，由此加速了移动生态中的用户信息安全、金融诈骗电话等诸多问题。由于可以直接安装第三方应用，使得破解和盗版变得非常容易，大公司有品牌与流量优势可以玩免费模式，大量中小开发者却投入宝贵研发精力却赚不到钱，这与苹果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形成了鲜明差距。
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初期甚至如今，开发者都偏爱苹果生态的重要原因。面对“天生不足”的安卓生态，谷歌于是开始了下一步的“骚操作”。
为了提升安卓生态的应用数量、增强对开发者的吸引力，谷歌开始主动引导开发者进行产品变现形态，可以说很多广告的形式都是谷歌都是始作俑者。但在度过了困难的生态搭建初期之后，又“过河拆桥”，甚至拒绝沟通，蛮横地封杀账号扣押中国开发者的资金收益。
2016年5月，谷歌宣布全面推出AdMob原生广告Express。在给开发者的推荐邮件中，谷歌广告开发产品经理称：“希望使原生广告更适合开发人员”，“随心所欲地进行优化”，“广告瞬间上线”。谷歌甚至专门抽调总部的专家团队前往中国，帮助开发者利用安卓平台特性进行快速变现，“手把手教他们利用规则赚钱”。
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年Google I / O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将猎豹移动作为AdMob项目的典型合作案例，称“猎豹移动在其颇受欢迎的Battery Doctor应用中看到的收入增长了400％”，并“期待两家公司通过AdMob平台进行更深入的合作”。猎豹移动的案例也引发了众多中国开发者的竞相跟随，可以说作为全球最大的开发群体，中国开发者对加速安卓生态系统的成熟，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安卓生态成熟之后，谷歌却以各自理由进行封杀，不仅没有给中国开发者留出相应的修改时间，甚至拒绝沟通。
APUS是第一家被收割的企业。创立于2014年的APUS是最早出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之一，在全球积累了大量用户。但在2018年9月，APUS的Google广告账号开始被谷歌无故封禁。
猎豹本次的遭遇惊人的相似。不过和APUS不同，不仅开发者账号被封禁，包括45款应用软件在内的的整个产品线也被全面下架。业界人士认为，猎豹移动约20%营收会受到冲击，猎豹移动当天收盘股价大跌16.94%，市值缩水到4亿美元。
猎豹移动在随后的信息公开中透露，直到看到海外公开新闻才知道，谷歌采用了一种全球的机器学习方式来判断“App外广告等破坏性广告”。在外界新闻稿上，谷歌发言人称，此次整改行动，会给开发者发出通知和警告，并允许他们纠正问题，如果他们不改正行为，谷歌才会采取行动。但这与猎豹移动的经历完全不同，在对应用进行下架之前，谷歌美国团队的合规标准并未提前告知。
实际上，商业生态已经成熟的谷歌，并不会在意自己过去的“小伙伴”的利益问题，强硬与蛮横已经成为习惯，对于广大开发者更是如此。
2019年7月，触宝的部分应用被突然下架，此前触宝便已按照谷歌要求对SDK组件进行了删除，获得了谷歌的认可并恢复上线。但两个月后，触宝这部分产品再次被谷歌下架，调查后才发现，原因是触宝为了实现一些与广告无关的新功能，引用了已移除SDK中的部分通用代码框架，导致产品被二次下架，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一共有600多款应用程序被谷歌下架，中国开发者的占比最高。像猎豹移动、APUS、iHandy这种企业或许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更多的中国中小开发者，可能很难在疫情中度过这次寒冬，他们的消失并不会被关注到。
从广告生态中来说，谷歌相当于一个“中间商”角色，只是这个“中间商”如今太强势，导致品牌商、开发者与最终用户的利益如今都受到了损害。
首先，谷歌在这个联调中的抽成已超过30%，也就是说，品牌商投放的广告中，超过三成都被谷歌抽成走了，可以说是最贵“中间商“之一。
同时，谷歌目前的UAC广告程序不支持广告主指定某些位置的优质广告，广告主甚至无法保证自身的广告会投放到哪里。而谷歌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包装，巧妙地混杂了优劣流量，相当于品牌商只能看到流量，而无法完成目标转化率。
其次，为了商业利益，谷歌对其他第三方移动广告平台进行野蛮打压。比如广告主通过Google AdMob进行广告投放，即使素材违规或打了擦边球，被投诉之后，谷歌通常会采取警告、或者下架广告的处理方式。而如果广告主通过性价比更高的网盟等第三方平台投放，谷歌则会通过各种借口对谷歌账户进行封杀，或者直接下架Google Play商店中的相应APP。
这种差别对待方式的背后，是超过30%“抽成”的谷歌企业利益在作祟。
第三，按照谷歌的说法，打击了很多不规范流量，并把钱退还给了广告主。但实际上，品牌方发现往往无法收到谷歌的退款。即使有收到，谷歌也不会解释这是来自哪些无效流量的退款，退多少，都是谷歌来决定，并不会解释任何原因和机制。
同时，对于被处罚的开发者来说，往往就是账户直接被冻结，恢复更是遥遥无期。相当于谷歌在品牌方与开发者之间两头吃“差价”。谷歌通过“暗箱操作”提升了公司营收与利润率，品牌方与开发者则苦不堪言。
在海外市场，安卓系统的GMS服务并不是完全没有替代者。Aptoide是谷歌应用商店Google Play最大的替代者之一，拥有超过90万个应用程序和2亿活跃用户。
2014年Aptoide针对谷歌在欧盟提出了反垄断诉讼，迅速引发了众多从业者的响应。Aptoide认为，用户在使用安卓手机下载和使用Aptoide应用商店时，谷歌会毫无理由地将其标记并向用户提示“不安全”，此举有违“公平竞赛”—— “防止用户自由选择其首选的应用商店”来挤压消费者的选择，导致Aptoide唯一用户的潜在数量减少了20％。
欧盟委员会在经过多年的调查之后，确认了Aptoide对谷歌的指控，并在2018年夏天对谷歌处以了50亿美元的罚款。Aptoide随后发表声明称：“希望帮助可能处于相同情况下的其他初创企业”。
这不是谷歌第一次面临反垄断调查。早在 2011 年，谷歌斥资 31 亿美元收购在线广告服务公司 DoubleClick 时就曾发生。随着近年来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蛮横对待开发者和竞争对手，谷歌每年面临的反垄断调查都呈水涨船高之势。
过去三年，欧盟已经对谷歌开出了三笔巨额反垄断罚款。2018年6月，谷歌因滥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移动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被欧盟判罚了破纪录的43亿欧元罚款。2017年6月，谷歌因为操纵购物搜索结果，将自己的购物服务优先于竞争对手，被欧盟判处24亿欧元。
即使在美国，2019年来自美国48个州的50名检察长共同出手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主导本次调查的德克萨斯州检察长Ken Paxton表示，调查将侧重谷歌“在网络广告市场和搜索流量方面的总体控制，其可能造成不利于消费者的反竞争行为。”
不过作为巨头公司，谷歌并非没有婉转之策。针对欧盟的处罚，谷歌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称，GMS将针对每台欧盟销售的移动终端设备，收取40美元的OEM授权费用。不过这可能并不会推高欧盟地区智能手机市场的销售价格，因为谷歌会引导终端企业完全搭载“谷歌全家桶”的形式甚至更深的服务，比如嵌入广告等，来获得谷歌的强势“补贴”。谷歌与欧盟在垄断上的见招拆招，还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美经贸与科技产业摩擦的情况下，谷歌的选择是坚定地与美国政府站在一起。比如在制裁华为事件中，谷歌作为首批站出来的企业，停止了对华为的GMS授权。在面对中国开发者的时候也同样如此。
据业内人士透露，Google目前重点核查中国开发者，在审查上同其他区域的开发者规则不同，区别对待。比如此次猎豹移动45款应用被下架事件，也同时涉及到了欧美开发者，欧洲公司基本上30天内就全部恢复了，但是很多中国公司，包括猎豹移动直到最后也没有通过。
对于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开发者来说，除了接下来要更加小心翼翼之外，最大的期待还是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立法支持。
虽然目前大陆市场没有谷歌服务，但是涉及到中国大量的开发者与出海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利益，仍然急需加强立法监管。比如欧盟的立法，如果要关闭开发者的账号，需要给予30天的整改，而且需要给出明确的事实。正是因为欧盟的立法完善，并且敢重手反垄断处罚，谷歌才不敢粗暴蛮干。
中美两国的经贸与科技产业博弈，特别是谷歌对华为的GMS“断供”，让中国手机企业全面提升了“卡脖子”的警觉性。
OPPO、vivo、小米三家企业于2019年8月共同成立了GDSA（环球开发者服务联盟），距离谷歌“断供”华为之后仅三个月时间。GDSA官网显示，将致力于为出海及海外开发者提供内容分发，开发支持，推广运营，品牌宣传、流量变现等全流程服务。从而助力开发者提高应用品牌知名度，获得海量优质用户及变现能力。其服务目前已覆盖了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及地区。
尽管OPPO、vivo、小米三家企业目前在海外市场都在预装GMS，但从谷歌粗暴对待第三方应用商店Aptoide以及网盟等案例，已经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GDSA是与谷歌的商业利益和一贯策略背道而驰的，可以说是三家企业的“Plan B”方案。
华为的态度更为坚决。2020年1月16日，华为正式发布HMS Core 4.0，是华为面向全球开发者的一次正面“征召”，在补齐了各项开发者所需的能力短板之后，华为明确表态HMS服务是对标谷歌GMS服务的产品，并在2月24日发布了首批搭载华为HMS服务的机型——荣耀V30系列与荣耀9X Pro，首批销售市场为俄罗斯、法国、德国、荷兰、埃及、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家。
在2月24日的发布会上，余承东讲演中的一个PPT意味深长：华为AppGallery应用商店的目标，是打造与Google Play、苹果AppStore同一水准的全球三大移动应用商店。数据显示，2019年，华为AppGallery应用下载量达2100亿次。截至2020年1月份，HMS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用户量超过6亿，其中月活用户达到4亿。
由此来看，华为在HMS的布局与准备，绝非一日之功。
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从中国手机企业，还是未来趋势来看，“去谷歌化”都是必然趋势。
首先，GMS的优势在于欧美成熟市场的用户习惯与服务依赖性，但在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并不存在。因此GDSA与HMS都可以在上述市场从拓展初期就直接进行“去谷歌化”，从GDSA官网中的目前覆盖的印度、印尼、俄罗斯等9个国家及地区市场也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中国手机厂商敢于这么干，除了防止被“卡脖子”之外，还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根据路透社转引Sensor Tower分析师(Katie Williams) 的说法，2019年 Google 从全球 Google Play 商店的收入高达88 亿美元。而中国手机企业目前在全球市场前TOP10品牌中拥有8大品牌，Others品牌中也几乎都是中国品牌，市场份额整体高达65%。在中国市场更是超过90%，在印度市场份额同样超过70%。如果去除苹果iOS的份额，中国手机厂商在新兴市场的占比会更加明显。在近百亿美元的大蛋糕面前，羽翼日丰的中国TOP手机品牌肯定不会希望在新兴市场重走被谷歌服务盘剥与“拿大头”的老路。
其次，面向5G+AIoT到来的万物互联与全场景智慧化时代，传统的安卓系统已经无法支撑起手机企业跨终端、跨系统、跨场景的智慧化无缝连接服务。从PC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表明，新的科技周期一定会涌现出新的操作系形态与服务生态。面向重大的技术变革周期，“去安卓化”也是大势所趋。
因此，对于全球规模最大的广大开发者与移动互联网企业来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科技企业与开发者合力出海的十年，抱团出海、征战全球市场是必然选择，也是“去谷歌化”的关键周期。
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互联网的下一个十年，不应只有“Do the right thing for money”（金钱即正确）的谷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