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认为创新和新产业是无法预见的，所以难以想像政府如何能够正确指导产业创新，正确制定产业政策。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也就是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中国的产业政策，根本就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结构失调、产能过剩，都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一个没有产业政策的自由市场，其技术反而进步最快。

林毅夫对此也持相反观点；他表示，虽然二战后很多国家产业政策并不成功，但尚未见到不用产业政策而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到不适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在关于什么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上，林毅夫提到，领先的产业一定是政府支持的，因为企业家不会愿意投入钜资进行产品创新，所以必须依靠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的研究资金投入，可以算是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发展是有药方的，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因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他可能面临承担所有失败成本的风险，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去冒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

林毅夫还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得以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行甄别，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通过“产业政策”来集中有限的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以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后发国家还有后发优势，可以靠模仿、引进、消化来取得新技术、发展新产业。

林毅夫（左）与张维迎（右） 照片载自网络

观诸这几位大V的见解，笔者认为，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之间的辩论，有不少失焦的情况存在，有者所言不在同一个阶段，有者所言不在同一层面；而且经济现象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仅在经济学的范围内讨论经济问题，从来就不能真正得到答案。举例而言，林毅夫一方面反对政府对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土地市场的干预，因为他认为这会严重扭曲市场价格；但是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政府向来就是直接对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土地市场进行操控。根本不存在，或是也不可能，只控制应当控制的；而且什么是应当控制的，也存在很大争议；出于某种目的，例如为了解救某种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会控制一切他觉得应当控制的部分，于此政府所进行的管制，早就超越了凯因斯所指涉的干预范围。

张维迎表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笔者必须指出，正确的产业政策，不至于导致太明显的不公平竞争，因为通过不公平的手段，即使能够创造出利润，一定也是短多长空，甚至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张维迎一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笔者判断，他先决的就已经认为，中国政府出台不了正确的，公平的，自由的产业政策。

美国一直有自己的产业政策，联邦政府在1993年至2004年之间，提拨了136亿美元以上的研发经费给矽谷；加州矽谷的高校、实验室，以及私人企业的研究投入，支持了矽谷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与创新。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为矽谷源源不绝的提供了优秀的人才。再以美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为例，美国确立了代际优势，占有全世界近六成生物药专利。奥巴马总统任内还大幅提升了美国的科研经费，先后推出了the BRAIN Initiative、精准医疗计划以及癌症登月计划等，为加州的湾区、波士顿等生物技术中心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当出台产业政策，而是一个有能力支配社会多数资源的政府，是否愿意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的介入，是否会因为夹带着政治权力控制市场，而为国企或有私人创造寻租的机会？

杨小凯认同哈耶克的观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制度和秩序都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人们只应当对规则本身是否公正进行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则规定了应该由谁胜出，决定了社会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制中，由于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玩输的人无法责怪他人。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由于规则具有倾向性，所以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而在这种情形下，公平竞争的市场是无法建立的。

笔者以为，哈耶克最大的亮点，或许并不是上述那些经济学方面的认识，而是他意识到了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理性，而是来自于宗教和意识形态。至于宗教与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笔者不完全同意哈耶克的看法，在此就不介绍了。实际上，杨小凯之所以会倾心哈耶克的观点，正是因为哈耶克触及了人类问题的终极面。杨小凯是一位用生命去研究与理解经济（中国经济）的杰出学者，他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坐牢十年，闲暇之余，还写过一本脍炙人口的回忆录《牛鬼蛇神录》。他55岁英年早逝，晚年之所以选择信仰基督教，与他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与人心的密切关系有关。

中国要想进一步改革成功，必须建立在移风易俗上；当代华人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在于惯用两种或多种不同或不相容的规则绞杀别人，甚至也绞杀自己，所以当代中国人的纠结充满了中国特色；许多争议与争斗，系因许多华人只想利用规则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愿意遵守规则约束自己的一面。中国如果不能认识清楚，并且揭示这些问题的来源与成因，将永远处在多元制度并存，同时这些个制度相互绞杀，社会运作成本消耗极大的困境之中。此外，就经济面而言，诚如台湾知名的政治评论家范筹先生所说，当今的中国其实是权本经济，有权力支撑，就能越过基本的经济规则，要是进入了腐败区域，那就成了以权谋私，空手套白狼。

回到杨小凯与林毅夫最初的争论，笔者必须说，林毅夫的假设看起来好像贴近了中国的现实面，其实他对商人的逐利特性与一般人的人性弱点等估计的都太少，或是在理性经济人的迷思中，这些因素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发展，以及目前目前畸形的经济结构，尤其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尴尬滞后，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杨小凯或是哈耶克所提出的观点，也不乏浪漫成分，或是低估了人的素质与习惯对经济所造成的根本性影响。幸运的是，杨小凯在生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要彻底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并不是姓社或姓资的问题，其药方还在经济学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