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成钢，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在今年两会的诸多热点之中，“人工智能”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这让我想起一则旧闻：去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MIT）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计算学院，以应对人工智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学术机构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单笔投资，其中黑石（Blackstone）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为该学院捐款3.5亿美元。谈及这个动议，苏世民对媒体披露说，正是几年前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长时间的谈话，让他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争论越来越着迷，促使他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

人类历史上，自从产业革命的出现才使各国经济拉开巨大的差距。产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制度创新，制度决定着工业化的进程。制度的落后使中国完全错过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化，使中国赶上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后半期，涌现了以BAT和华为为代表的创新型民营大企业。但是制度的障碍导致中国严重缺少革命性、原创性的创新。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悄然而至。如果我们想认识它的未来，不妨先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三次产业革命。

三次产业革命的起源和主要技术内容

18世纪出现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英国，其特征是机械化。机械动力的蒸汽机和各种工具机的广泛应用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英美，其特征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技术突破：电气化和内燃机，以及以化学为基础的突破：化工、金属冶炼、制药。

20世纪中后期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美英，其特征是信息化和生物医药，前者是以物理、数学为基础的突破，后者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突破。

这三次产业革命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源于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每次自发产生的新技术的经济都破坏老技术的经济。发明家和企业家得以自由发展的程度取决与所在国的制度。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都是以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这些国家，高度自治的大学提供了创新的知识和充沛的人力，金融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它是资源配置的中心。归纳起来，英美创新制度的特点是为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和竞争提供创新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在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上提供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产业革命和任何重大技术创新的特点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它不可预测、不可计划，一旦出现对老技术经济的破坏力巨大。制度自身需要有适应创造性破坏的能力，不适应的制度必须退出。容忍和接受创造性破坏能力的制度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为社会带来福利。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根源是制度问题：不产生重大创新，也不能追赶创新。

产业革命的思想来源是教授自治的大学。教授自治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没有第一流大学就没有历次产业革命。历次产业革命的革命性创新想法都来自于大学。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思想源泉来自于牛顿和瓦特这两位科学家，前者27岁就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教授，后者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被誉为全球最为古老的十所大学之一。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思想源泉来自于麦克斯韦和赫兹。前者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后者是创办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