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山报》8月12日文章，原题：让我们缓和对中国的言辞，尝试真正的对话  鲜有问题能够吸引美国国会两党的合作。与中国的竞争似乎就是这类问题。

今夏伊始，参议院以两党多数轻松通过了2500亿美元的“创新和竞争”法案。现在，一项1.3万亿美元的重大基础设施法案在参议院两党的支持下，正朝着最终通过的方向发展。

两党共识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似乎正演变成类似冷战的东西。问题是，言论加剧了两国的民族主义反应，进而可能导致外交选择被关闭。

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对话受制于国内政治，那么就会产生危险的影响。

在推动恢复与伊朗的核协议时，中国一直是一个盟友，并且能够在阿富汗提供帮助。而且，在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

拜登政府通过与盟国合作来影响中国的行为进行“竞争”。最近，西方国家还联合批评中国“让黑客入侵微软系统”。拜登和其他西方领导人敦促中国尊重国际上“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国抨击此类批评，并警告不要干涉其内部事务。

我们如何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取得更具建设性的平衡？

中国的长期利益在于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体系。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服务需要7%至10%的GDP增长率。为维持高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参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不能仅靠本国的力量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平。

笔者曾与中国打交道，但是是在一个不太有争议的领域。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2011年的主席，笔者曾访问过中国。

当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向“南南合作伙伴”提供援助。中国的官员对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传统捐助国行列没有兴趣，但当时中国政府领导人委托编写了一份白皮书，其中采纳了许多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实效原则。对话产生了进展。

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冷静分析会考虑其历史上的脆弱性。20世纪初，中国的港口被英国海军利用，后来中国又遭到日本人从海上入侵和占领。这些脆弱性仍然存在于中国地缘战略规划者的头脑中。

任何进行有益对话的外交尝试都应考虑到这段历史。这将需要耐心、艰难的讨价还价和付出代价，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认识到接触和合作能更好地促进其国家安全目标。

在中国修复自己的形象时，必须权衡疏远其他社会的风险，毕竟这些社会对维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可或缺。然而，如果美国的反华言论继续造成民族主义反应，这一理由可能会淹没于喧嚣。

目前，美国两党的合作正在取得成效，但如果代价是一场新冷战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那就得不偿失了。在拜登政府加强国内政治基础并与盟友达成更多共识之际，降低对华言辞调门并开始建设性的美中对话的时机即将到来。（作者布莱恩·阿特伍德为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学者，克林顿政府时期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