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凯硕】

美国应该建立将中国纳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战略，而不是徒劳无功地限制和阻碍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大约15年内，中国的经济体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华盛顿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福祉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前后，美国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中国”。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的概要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正在寻求“塑造一个符合其独裁模式的世界，从而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指手画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说过：“我们正在试图将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是对整个政府的威胁，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观念非常普遍，以至2018年1月特朗普引发对华贸易摩擦时，甚至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等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两个主要趋势驱动着这些担忧。一是经济方面，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要求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实施非关税壁垒阻碍市场开放，破坏了美国经济；二是政治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并未带来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改革，而且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变得强势。

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了解这些便不难理解为何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由于中国无意于动用武力威胁或侵略美国，没有试图干涉美国国内政治，也没有谋求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即使中国威胁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方法，与将在10多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也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中国和平共处，并使这种方法在限制中国利益的同时促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看法。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决策者一直坚信，中国共产党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走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两党的政治家和决策者都或含蓄或坦率地接受了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即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可走。

2000年3月，克林顿在解释他为什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强调，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并得出结论：“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的未来会更加开放和自由，那么你就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也持同样的看法。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写道：“中国迟早会发现，社会和政治自由是铸造伟大国家的唯一源动力。”

值得深思的是，美国决策者坚信他们可以自信满满地为中国开出“政治处方”。当然，没有哪个帝国像美国那样积累了如此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虽然自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至今还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认识到，当中央政府软弱分裂时，百姓的境遇最差，例如1842年鸦片战争后近一个世纪，中国都在遭受外敌入侵、内战、饥荒和其他许多灾难的蹂躏。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使8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为中国政府旗下的一家报纸《中国日报》海外版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言：“可以说，40年的奇迹式增长为更多人创造了更大福祉，这比过去5000多年的变化都要大。”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中国人也注意到，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导致了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和居民收入急剧下降。

在美国人看来，美中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是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美国是民主政体，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政府，享有言论和宗教自由；中国是专制政体，人民没有这种自由。然而，在立场中立的观察家看来，这不过是在美国的金钱政治与中国的精英政治之间做一种选择：在美国，主要公共政策决定最终偏向于富人而非普罗大众；在中国，由党内精英根据能力与表现选出的官员制定重大公共政策，这带来了显著的扶贫成果。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30年里，美国工人的收入中位数并未提高：1979—2013年，每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平均增长率仅为6%，每年的增长率不足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