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三年前，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时，不顾西方国家一致对俄罗斯做出的“侵略者”的定性，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持中立立场，没有在联合国公开谴责俄罗斯，始终将这场战争称之为“俄乌冲突”。

这曾让西方国家极为不满、强行指证中国“暗挺”俄罗斯；中国内部也因这场战争而在舆论场上严重分化，“挺乌”“挺俄”的观点与立场互不相让，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站在正义立场”去反对俄罗斯，这是“与人类文明主流”为敌。这些声浪直到现在仍未停息。

如果当时中国真的如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人所愿，公开站到俄罗斯的反面，甚至参与制裁俄罗斯、断绝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那么中国当前的处境，用一个词“危险”来概括可能并不为过，而最近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杯葛，就不算什么了。

最糟糕的处境当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经常谈到的美国“联俄制中”。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和与俄罗斯接近，也让人担忧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美俄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三年前，中国面对俄乌冲突的外交选择是艰难的，中国精英人群充满了反俄挺乌的情绪，但也在那时，已经有人提出假设：如果未来俄罗斯倒向美国，中国该如何应对？

美国联手俄罗斯整治中国的设想，在美国早已存在。比如，早在2012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书，就已建议为应对亚洲崛起，美国应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选择与其合作。“反俄”的中国人满怀正义感指责俄罗斯违背了国际法、是罪恶的侵略者，他们不知对最近的事态有何感想？

当美俄代表突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责任在乌克兰一方，美国甚至在本周将召开的G7(七国集团)会议关于俄乌冲突三周年的声明中拒绝称俄罗斯为“侵略者”时，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出现了：当前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定性，已与中国趋同。为美国助阵会获得什么呢？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多国提出批评 美联社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别听美国人的，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当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当朋友是致命的。”三年前，如果中国选择“站到美国一边”，今天可能就是美俄合作修理中国，那就不仅仅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朋友”的问题了，而是将同时面对世界两个主要大国的敌对，其中一个国家还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上边境线，中国是不是会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危机？

要考虑是非，更要考量利害

回想三年来中国内部关于俄乌冲突的舆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混淆了利害与是非。这两个方面当然都不可或缺，一个没有是非的国家难以获得他国尊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一个不知利害的国家会没有未来，因为它可能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在利害与是非之间，国家只能首先考虑利害，因为对于国家来说，生存永久是第一位的。个人可以“杀身取义，舍身成仁”，国家不能这么做，一个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的国家，奢谈道义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一些年来的乌克兰，正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国家，它想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从基于“国家主权”的理据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这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安全禁忌，不知不觉卷入了大国间的激烈竞争。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听到一位来中国访学的乌克兰学者坦言：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时。乌克兰内部并不是没有人懂得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的道理，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乌克兰却一直在为加入北约而努力，美国也一直在以此为饵对之引诱。

乌克兰的政客们为何没有充分考量其中的利害？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曾说，“乌克兰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认真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自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建国以来，没错，在国际法范畴和联合国框架内，乌克兰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从国家所需要的制度体系、内部认同、政治权威来说，乌克兰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国家了吗？并没有。乌克兰尚未经历通常所说的“国家建构”，一个过早实施民主化、被内部四分五裂的政治集团和高度分化的政治意志左拉右扯的国家，只不过有了“国家”的外观而无“国家”之实，政客们不是为国家的长远未来和利害得失而谋，而是政治集团的是非利益而斗，分不清国家的利害与是非权重再正常不过，而其悲剧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乌克兰成了大国竞争的牺牲品，在当下时刻被它曾经的“金主”无情抛弃、甚至还被指责为事端制造者，它再次清楚表明在互动性的国际场域中，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能不考虑牵涉其中的权力关系。“主权”所能行使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国家意志”不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相比中小国家，对于大国来说，维护大国间的关系平衡再重要不过，因为大国总是面对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任何针对某个大国的其他大国联盟的形成，对这个大国都再危险不过。只要有可能，一个大国都不要轻易与其他大国为敌，已经形成的大国友好关系，更是要尽力维护，不能在一时是非上纠缠不清。

大国关系更需要确定性，只要别的大国的行为没有损害本国利益，都要想方设法维护确定性；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来上，给自己带来的则是自身命运的不确实性。当年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所竭力避免的就是欧洲其他大国产生针对普鲁士德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它曾给德国创造过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开始转化为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