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可以说是他的反省录

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搜寻始于1983年。

在胡佛研究院的日记开放以前，杨天石便奔走于南京、台北等地，查阅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与仿抄本，但这些版本毕竟都是摘录，直到2006年日记原版公布，才了却了杨天石的诸多遗憾。

杨天石称，蒋的日记可说是他的反省录，“读蒋介石的日记，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而并非为了将来备忘或者出版，其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反省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坏念头，晚上就在日记上写下来。蒋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孩，蒋一看，哟，这个女孩挺漂亮，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在认识宋美龄之前，蒋日记里这样的内容，是很多的。”

“曾有记者要我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总结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自恋这一条，是杨天石最近才补上去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视甚高，认为中国有了自己才有希望，评价自己军事才能超过孙子，文才纵横天下。

杨天石说：“因为他无比看好自己，所以就什么事情都管，细到重庆的垃圾应该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里的臭虫如何消灭，甚至女孩子头发的长度，他都要过问。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吃饭，蒋认为他吃相太难看，也在日记里写，‘我要跟他打招呼’。”

蒋介石对打仗更是事事都管，引来了不少麻烦。1944年日本发动1号作战，蒋介石直接把电话打到团长、营长跟前。河南战区的司令官蒋鼎文几分钟就接到蒋介石一个电话，一会儿指示这样打，一会儿又指示那样打。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蒋鼎文都不耐烦了。”为了打电话，蒋介石凌晨3点就起床，连宋美龄都觉得他太累，可蒋介石认为，这个电话不打不行，否则仗就打不好。

手下的党政军干部，没有一人可以入蒋介石的眼，但他却对科学家和工业技术干部赞赏有加。一次接见完一批工业技术人员后，蒋介石高兴地说，“中国还是有人才的。”杨天石笑道：“为什么他对这些领域的人会欣赏，因为他不懂。”

尽管蒋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却一辈子都没改。蒋介石脾气暴躁，多次打骂身边的人，从士兵到警卫员，甚至自己的原配老婆。每打一次，他就检讨一次，但屡犯屡检讨，屡不改。

此外，蒋介石的孤僻任性，也令人吃惊。孙中山早年没有根据地，到处漂泊，所以孙中山很想找一块根据地，培养一支军队。他看中了福建一块地方，就把蒋介石派去了，可蒋到了那个地方三天，就拂袖而去，最终也没把根据地建起来。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但蒋介石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要么是别人妒嫉他，要么是环境不好。

日记中很多内容令人惊讶

作为研究蒋介石多年的学者，杨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记时感到很惊讶，“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入党人员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他还写准备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还有更让人不能相信的，他写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不是他在骗人，因为他没有发布，只是记录在日记里了。”

“蒋办了个党政培训班，开学第一天，他拟定题目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为什么大学教员都反对本党？’延安开中共七大，他读到七大制定的党章，把其中两节完整地抄在日记里，一节是《党员与群众》，一节是《上级与下级》。他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

杨天石发现，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国民党军队上层腐败，士兵生活困难，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的士兵，穿得比乞丐还破，羞愤几乎要自杀。

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其后18年都在中学任语文教员。文学一直是他所爱，1978年迈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杨天石还在想：“我在这里编几年史书，然后还回头搞我的文学去。”可是，任何学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归路——资料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恐怕也难以看完了。

杨天石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他主张，要编好这段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蒋介石，“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评述、研究多种多样，杨天石却迟迟不肯动笔，“我的习惯是主要资料不看完不动笔，蒋介石的日记我还没有看完。”对蒋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学者当数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

李、汪原本邀杨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杨天石应承了此事，但终究没有动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1995年，杨天石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那次会议大陆去了31名历史学家，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开玩笑地说“‘共匪’来了”。杨天石闻听，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杨天石其后又在文章中阐释，国民党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蒋介石也曾经是革命者。因为这些言论，杨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责难。

至今说起，杨天石依然神态坦荡。“我只是讲事实而已。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时，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袁，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黄埔军校，北伐……国共之间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峡两岸对峙60年，统一是民众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须，当前更应该对历史中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杨天石笑了笑，又补充说道：“历史学家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应该为需要而编造历史。鲁迅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写诗，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们有勇气直面历史。”